前原民會主委 Icyang Parod（夷將‧拔路兒）：「人家要出所謂的刊物，不管是地下刊物也好，要有印刷費什麼的，那時候我們就很天真，那沒有關係，我們就用我們的方式，就是我們就自己用手寫的，那時候因為沒有很多的錢，可以拿去打字行打字，所以就想說找其中文字比較工整的，我們當中的來做文字書寫。」
1983年一本原運啟蒙的雜誌─高山青，在四個台大學生一人出資幾百塊之下印刷出版。當時，就由只是法律系學生的楊志航，擔任寫手。
前原民會主委 Icyang Parod（夷將‧拔路兒）：「我到現在還有很深的印象就是，當時我們為了擔心會被警總發現，所以我們是先在某一個影印社，先印了四份的刊物，高山青第一期那個刊物，影印好以後再說，那你到隔壁那家去影印，那你到另外一家影印，所以我們各印一百份嘛，整個加起來大概印五百份，分頭去影印，是為了擔心，萬一這裡被抓以後，別的地方還有在影印還可以發。」
在戒嚴時代，會選擇手寫的另一項原因，也是擔心刊物內容被打字行發現檢舉。而回顧這份「寫手」的任務，楊志航律師貢獻不凡，因為風險同樣很高。
前原民會主委 Icyang Parod（夷將‧拔路兒：「我這幾天在想說，我們應該也要謝謝楊志航律師，因為坦白講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，因為你手寫在當時，如果警總要進一步去查，這個是誰寫的，他還可以查到這個筆跡是誰，可以查，可是那時候我們完全沒有討論，就說那我們就找字比較工整，請他負責寫他就負責寫，完全沒有推辭，那我來寫。」
第一期高山青以民族覺醒為核心，也順利帶動第二期、第三期，甚至其他刊物，以及醞釀之後的原權會成立，逐步發展成原住民族權利運動。
前原民會主委 Icyang Parod（夷將‧拔路兒）：「所以一個刊物的影響，不是在當下就發酵，它是逐步發酵的。」
這份勇氣，影響深遠。雖然後期楊志航律師，與夷將‧拔路兒走了不一樣的道路，卻持續為原住民事務努力。尤其在原住民司法制度上，楊志航律師默默協助不少。
前原民會主委 Icyang Parod（夷將‧拔路兒）：「那時候我當主委的時候，我就覺得說，那個（法扶）排富這個部分，我們可以一起面對排富問題，可是原住民的問題，它不只是排富的問題，它還有法律文化差別，就是所謂我們常講文化敏感度，原住民遇到像獵人的法律訴訟，這跟排富沒有關係，這是我們的國家對，原住民狩獵文化認知不一樣，那這個要用法律問題解決啊，但是沒有像楊志航這些律師去主張，大概像這種的就很難。」
敬佩的學長在今年2/9離世，夷將‧拔路兒感到震驚與惋惜。夷將‧拔路兒形容，楊志航律師行事一向低調、謙卑。但當大家細細了解許多原住民族事務，都能看見他默默付出的足跡，一生為原住民族權利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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